李飞:天下之事赖纪纲 力行法制终不忘

来源:赤子杂志  发布时间:2017-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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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事赖纪纲 力行法制终不忘  

                                ——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
本刊记者/刘洋 葛燕楠 刘立云

人物简介:
    李飞,男,汉族,1953年6月生,河北清苑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毕业,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主任。
人物经历:
2003.03-2013.03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2006.02-2013.03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2008.03-2013.03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委员
2013.03-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主任

初涉法律 学有所成

    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正式设立,正在北大世界经济专业读研的李飞还没有毕业就被选中参与制定涉外经济法的工作。
    1981年一毕业,李飞就被分配到法制委员会经济法室上班,参与制定了当时急需的一系列涉外经济的相关法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日益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那些涉外经济的相关法律成为法制建设得以充分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动力源泉。1982年底,新宪法颁布后,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入新阶段,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海商法、票据法、信托法、企业破产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在市场经济中促进、引导和规范商事活动中相继出台,鲜活地印证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回应着全社会对“市场经济应是法制经济”的呼唤和期盼。李飞这一工作一干就是32年,参与了70多部法律的起草和审查修改工作。可以说,现在支撑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法律法规,都是在那段时间由他所在的立法工作团队共同制定与修改完善的,他们是中国法制当之无愧的开路者。
    不安于现状,不急于求成。李飞为了更好地制定与完善中国当时急需的经济类法律,1986年,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学习商法,师从民商法领域专家、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校长奥岛孝康教授。这一年,李飞带着工作中的问题去学习,他在学习理论的同时,也深入了解了日本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这为他之后在比较法领域里发挥专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早稻田大学期间及之后的岁月中,李飞和奥岛孝康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998年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在早稻田大学进行演讲时,奥岛孝康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对江主席表示热烈欢迎,并由早稻田大学提议与中国开展中日青少年定期交流活动,为中国培养学术人才,为中日学术界的友好交流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李飞说:制定一部法律远比外界想象的艰难,法律说到底是平衡各方利益,为了能够深入了解法律所规制的每个方面的情况和需求,他们必须深入到基层去调研,法律管到哪儿,就要听到哪儿。有时,为了制定一部法律可以连续在第一线调研1个月之久。2012年,在起草《旅游法》的过程中,他们的团队为了了解旅游团被强制购物等问题,部分工作人员以一般游客的身份报团去某风景区旅游,微服私访了解情况,李飞自嘲地说,他们还被旅行社宰了200多元钱。正是这些亲身经历,让他们明白:只有深入实际,走到人民群众之中,才能体察民情,制定出反映人民群众心声的法律法规。
    在包括李飞在内的广大法律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2011年3月1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为了让大家对此有一些感性认识,李飞向大家展示了两本书:一本是改革开放到1984年期间,全国人大法工委编辑出版的第一本《法律汇编》,它收入了1979年到1984年的34部法律,只有薄薄的一小册;另一本是2011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里面收入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239部法律、14件法律解释和74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这部法律汇编有1800多页,共计250多万字。他表示,通过这一薄一厚的两本法律汇编的对比,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我国立法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看到了李飞为国家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所贡献的一份力量。

情系香港 不忘初心

    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实行“一国两制”方针,成立特别行政区,时至今日已有20年。李飞说:“20年来,我们始终“不忘初心”,坚持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了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从大的方面来讲,“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目标已经达到。一是实现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在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二是中央依照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行使全面管治权,并授权特区实行高度自治,香港保持了繁荣稳定。”
    具体来讲,香港的实际情况与李飞所言并无二致,香港经济稳定发展,保持了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一些重要数据可以证明。例如:1997年至2016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由1.37万亿港元增长到2.49万亿港元,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实质增长3.2%。尽管受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低迷影响,这一增速仍然领先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特区政府财政储备由1997年底的4,575亿港元增长到2016年底的9,083亿港元,增长近一倍。外汇储备由1997年底的928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底的3,862亿美元,增长了3.2倍。金融方面,香港是全球第四大外汇市场,香港交易所是全球第八大证券交易所;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报告中,香港连续23年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1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排名世界第一。
    以上数据都说明,回归20年来,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除了经济增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也都迈上了新台阶,居民的权利与自由得到了充分保障。回归后,基本法赋予港人更广泛的民主权利,先后举行了五次行政长官选举、六届立法会选举,还有多次区议会选举,大大小小的选举总计有几十次,香港的民主制度不断进步。在国际地位与影响方面,香港也继续保持开放的国际商业大都市特色与优势。
    香港回归已20年,“一国两制”政策也实施了将近20年。然而,眼见近些年香港出现很多乱象,有声音称“一国两制”或将发生变化。对此,李飞坚定的表示:中央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邓小平先生早在1988年就讲,前五十年不能变,五十年之后不需要变。因为“一国两制”对国家、对香港、对在港的外国投资者都有利,所以没必要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些都表明了中央坚定不移推进“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决心。当然,“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不可避免会遇到困难和风险。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看到存在的问题。比如,香港目前的经济结构难以 应对全球化低迷的情况;在国际金融等高端服务领域,大资本集聚,门槛较高,香港本地年轻人难以进入这些行业,就业和收入增长受限等问题。
    目前,香港出现“港独”势力,煽动“公投自决”、“城邦自治”等。在李飞看来,香港搞分离主义,不管摆出多少条理由,最终都是对“一国两制”的破坏与否定。一国不存,何来两制?搞“港独”的这些人是要把香港引向一条死路,一条不归路。2016年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经表决,全票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李飞表示,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宪制权力作出的与基本法有同等效力的法律解释,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在依法遏制和打击“港独”势力、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香港特区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中央态度坚定、明确,绝不含糊,绝不手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做得到、行得通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好制度,没必要改变。“一国两制”对国家、对香港都最为有利,中央必定会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香港社会完全可以放心。
    未来香港保持长远繁荣稳定发展的优势和方向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李飞给出了答案:香港在这方面的最大优势是背靠祖国内地。目前,国家发展大势非常好,与建国初和改革开放初相比,不可同日而语。香港优势得天独厚,在整个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启动实施“十三五”规划,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又为香港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当前香港如果不抓住机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是听任“港独”分子胡作非为,是不能让广大香港市民受惠的。这不仅无助问题的解决,反而只会破坏香港社会的安定。所以,解决香港出现的政治争拗和社会问题,最根本还是要把经济发展上去。
 
恪守法治 继续前行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如期形成,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一个国家制定法律制度必然要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出发。李飞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目前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健全,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上做到了科学和谐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李飞说,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国家又处于深刻变革之中。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国家实行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即在坚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集中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前提下,赋予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较大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还赋予经济特区所在地制定经济特区法规的权限和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权限。
 李飞认为:这样做,既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又妥善地照顾到了各地区的特点和差异,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既及时将改革开放中成熟的经验上升为法律,又为深化改革留下充足的空间。
 立法不能超越国家的发展阶段。李飞介绍说:我国的立法从最初某些领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逐步全面展开,法律规定也从比较原则向细化发展。过去我们注重经济领域立法,现在国家经济实力雄厚了,立法也从经济领域逐渐向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层面转变。
   “为了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今后我们必须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效参与,充分发挥各级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提高立法计划和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李飞说,要采取新的办法,比如在立法之前,对新法律的立项进行立法前的评估和论证,立法后要搞好评估,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的科学性。
   再有,要加强人大常委会对法律起草的督促和推动。李飞说:现在很多法律草案是由有关部门起草,因此要进一步发挥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对有些重要的法律,以及社会关注的、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我们的专门委员会和立法工作机构也需要及时介入,随时了解法律草案起草的进程和重点问题。
    在多年的法律工作中,李飞总结出关于中国法制发展的三点感想:第一,国家需要建立法制,法律归根结底就是平衡利益。当今社会利益多元化,大家都对法律有强烈的期盼,法律必须找到最好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平衡利益、化解矛盾的作用。他形象地将其比喻成给子女分蛋糕,必须分的大小一致才能避免子女们为分配不均而引发的争吵,以维护家庭和谐;第二,法制建设需要一个过程。目前中国的法制有些地方依然不够完善,但是法制建设的过程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你要给他进步和成熟的时间。对待法院亦是如此,要允许法院在判案的过程中积累经验;第三,对老百姓要有持续不断的法制宣传,舆论导向要正确。要使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良法的终点就应该是善治。既然已有法可依,是否违法必究?是否执法必严?当律法本文逐渐完善,从中央到地方,治理的每一个环节能否担得起法治二字,从法治国家、到法治政府再到法治社会,法治的探照灯是否仍有死角,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也是李飞所关注的问题。
几十年来,李飞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祖国建设的时代洪流中,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为新中国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奉献青春,无怨无悔。如今花甲之年的他,权重不忘本职,位高不忘民忧,仍凭借自己多年来的信念,在为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倾情奉献。

 
赤子杂志社记者与李飞副秘书长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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