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大和尚

来源:赤子杂志  发布时间:2017-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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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静泊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正是这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东方文明促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文化发展与国家的强盛。实现中国梦必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是文化的复兴。在回望中华民族强盛期的历史足迹中,不难发现佛教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强盛的一块重要基石。为此我们在两会期间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
 
    雪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请问学诚法师如何看佛教与文化的关系?   
    学诚: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精神记忆,是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链条,是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源泉。佛法,则是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真相的彻底验证和表达。
    从本体层面而言,佛法和文化的关系,就犹如虚空和星辰的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其闪亮的精神瑰宝,但不同的民族文化却可以共处一个广大的真理的背景——虚空与星辰从不会形成矛盾,相反,正是在广袤夜空的衬托下,每一颗星星才放射出格外灿烂的光华。而从具体表达形式而言,佛法又往往会融入民族文化之中,以文化的面貌演绎真理。所以我们无法剥离文化而去看待和理解佛教,一个去除了印度文化的印度佛教和一个去除了中华文化的中国佛教,是无法想象的,也可以说是无法存在的。
    另外,一个民族的文化又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随着时代的更迭,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诉求和困境,需要通过文化自身的更新来适应、来引导、来超越,从而使社会的变动差异最终都在时代新文化的大背景中得到统一,使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重新获得一种秩序和平衡。相应的,不同时代的佛教也会重新调整诠释系统,在“不变”与“随缘”中保持高度的圆融中道,并给民族文化的更新提供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参考和智慧引导。
    回顾自佛教传入以来的中国文化历史,会发现每当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遭遇瓶颈或挑战的时候,佛教的思想理念都能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传递一副智慧的阶梯,能够帮助这个伟大的民族走出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重获再度繁荣的无限生机。
    东汉末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正是中国主流文化和士人阶层陷入两难困境之时。儒家的纲常名教和道家的逍遥无为都无法完全解决时代更替的巨大张力,魏晋玄学试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对抗,缓解士人在入世与出世的迷茫痛苦,虽然风行一时,却因为难脱当时儒道思想的窠臼,终未能提供一条圆融世出世间的新路。至东晋般若学兴起,博大精深的缘起性空智慧将中国文化引入了一个无比开阔的新天地。随着南北朝时期佛性论、涅槃论、唯识论等理论的传播,佛教为儒道等中国固有文化开辟出一个实现内在融合的超越性思想大背景。到了隋唐时期,八大宗派彻底将佛教思想与本土文化打通,以创造性的判教体系为中国的思想文化构建起一个圆融而无限的时空观和生命观,并与明心见性的心性观表里辉映。从此,不仅使中国本土文化获得了蜕变再生的契机,也为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激变、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智慧资源和民族文化根底。宋明理学、道家“内丹学”,莫不受到佛教精神的启发影响。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流碰撞中艰难探索、曲折向前。在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现代科技文明日新月异,中国社会转型更为深刻,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文化支撑,中华文化更迫切地面临着再次蜕变超越的挑战和机遇。在这样一个关乎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节点,中国佛教有责任也有潜力为中华文化和民族的全面复兴贡献智慧力量。
    站在“法界缘起”的世界观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生命观高度,秉持以人为本、以心为归的“心文化”本怀,佛教不仅能够弥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断层,亦能沟通东方和西方的文明冲突。因此一方面,佛教可为中国的社会转型铺设一个包容性文化基质,推动重建中国文化的完整体系;同时,可以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话,以佛教极具超越性和包容性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引导人类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人类认识自我、重建信心、和合共生、探索具有生命整体性特征的文明发展新模式发挥重要作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一个以佛教为重要精神载体之一的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共同迎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雪林:“科学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最美好和最需要的东西。”(契诃夫)“科学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系统。人类没有什么力量是比科学更强大、更所向无敌的了。”(高尔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告诉我们:“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请学诚会长谈一下您的科技观? 
   学诚:科技的发展和对人类的巨大影响,是伴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及一系列科技革命而兴起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于科技的重视、依赖甚至崇拜,其实是整个西方近现代文化崛起于世界的结果。所以,对于科技的认识,就不能不放置于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从而涉及对西方文化的整体性反思。
    从文艺复兴以来,对现世安乐和个人自由权利的追求逐渐成为西方人生活的主题。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理性主义,是这股潮流的核心思想,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则是具体的实践手段。相对于中世纪压抑人性的神权统治,西方近现代思潮及科技发展,的确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生产力、激发了社会创造力,促使西方社会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全面现代化。然而我们也会发现,前沿科技虽然令人们得以探索宇宙最边缘的星系,洞察体量最微小的粒子,解读生命最本源的信息,却难以消弭物欲横流、贫富悬殊、环境恶化、暴力战争、精神痛苦等种种“现代性危机”,更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孤独脆弱的个体心灵所承受的现代生活重压,反而愈发将人们推向疲于奔命的境地。对于思考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等根本问题,人们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人的内心世界应该如何安顿,这已经成为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今天,当我们追求科技创新的时候,首先需要从文化层面赋予其正确的目的,即一种价值理念。这个价值理念,一定是关乎人的身心全面发展和提升,关乎人的内心幸福,也关乎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个体与世界的和谐、同步、可持续发展。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上的西方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理性主义价值观,已经使现代文明走入了难以突破的困境和迷茫,能够引导现代文明走出迷途的重要力量,正来自心物一元、自他不二、依正不二的中华“心文化”。以儒释道思想为精髓的“心文化”价值理念,将启发现代人从对外部世界的无休止追逐中返回对内心世界的认识,通过心灵的觉悟,找到生命苦乐的根源,以智慧和慈悲来获得对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统合认知,从而化解、超越诸如身心的分裂、自他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冲突、个体与世界的对抗等现代性危机,使人类有可能第一次从外到内、真正全方面地认识自我并掌握自身命运。
    佛教并不排斥科技发展,也不拒绝利用现代科技成果来传播佛法和传统文化。大乘佛法的修行者为了利益众生,需要精通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作为接引众生的方便,其中医方明、工巧明都属于现代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如今,中国佛教正在尝试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来更便捷、善巧地弘法利生。只要以心灵智慧赋予科技发展正确的价值导向,现代科技就能成为自利利他的有力手段;只有以内心觉悟作为科技创新的灵感源泉,现代科技和人类的命运才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光明未来。
 
    雪林:要实现美好的中国梦,必须在中华民族重视汲取和崇尚先祖们所创立的孝道。请学诚会长与我们分享一下孝道与佛教? 
    学诚:孝道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佛教怀着对法界所有众生的终极生命关怀,以引导众生走向圆满的解脱和幸福为目标。其“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情怀与儒家孝道“仁”的本质,是相通一致的。而且,佛教孝道思想更具有普遍、深广、究竟和平等的精神,对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是一种补充和升华,在历史中形成了特有的佛教孝道文化。
    佛教孝道思想普遍而深广,究竟而平等。从空间上说它普及十方世界的六道众生;从时间上说,则遍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父母;从最终目标来说,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究竟离苦得乐,圆满成佛;从利益众生的心态来说,则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平等慈悲,不分亲疏。
    佛教孝道思想的特点来源于“众生一体”“自他不二”“如母有情”的生命观。《梵网经菩萨戒本》中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也就是从对父母的知恩念恩报恩开始,逐渐将孝心扩及所有众生,并将其视为父母。在这里,儒家的孝心就升华为了佛教中的“菩提心”。
    佛教以菩提心为旨归的孝道思想,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知恩报恩思想深入人心。佛教讲要报四恩:三宝恩、父母恩、国土恩、众生恩。历代修行人以精进修持、超越生死来报恩;在家居士则敦伦尽分,孝养父母。《佛说观无量寿经》中提到往生极乐世界需要修“净业三福”,其中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2)佛教孝道文化广泛传播。《佛说盂兰盆经》在西晋时传入中国,从此目连救母的故事被文学、戏剧、绘画等作品广为传颂,每年的七月十五成为全民参与的“盂兰盆会”传统节日,并影响至亚洲许多国家。(3)放生护生的传统流传民间。佛教的自他不二、众生一体精神,在中国逐渐形成了放生、护生的传统。明代莲池大师专门设立放生池,并撰《戒杀放生文》流通天下。放生护生之风气深入民间,至今不衰。
    当今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传统大家庭模式及伦理体系已经失去了存在土壤。在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之际,如何继承发扬中华孝道,重新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之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是我们这代人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佛教的菩提大孝精神,可以为我们打开新思路,突破家庭局限,凝聚社会力量,共同承担养老责任。目前一些寺庙已经在开办养老院、安养院,负责照顾出家人的父母及社会上的老人,让老人生亦安乐,终亦庄严。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在养老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分担社会的压力,践行菩萨的大愿。
    
    雪林:学诚会长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现任领导人,您这次两会的提案是什么?请您对这次两会自己的提案作个解读?
    学诚:中国佛教走到今天,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仅仅站在佛教的本位考虑问题,而要以更广大的心胸格局、更长远的发展眼光、更丰富的缘起智慧、更开放的思路心态,主动参与社会文化、世界人类发展的新进程,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
   首先,中国佛教需要正确调适与现代社会和主流文化的互动关系,加快实现现代转型,让佛教的制度建设与现代社会制度顺利接轨,让佛教文化成为时代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其次,中国佛教需要承担起复兴中华传统文化,重建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历史责任。第三,中国佛教需要担当起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沟通东西方文化,重建人类文明新体系的远大使命。
    面对如此重大而又无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最关键的是要有一大批堪当重任的佛教人才。            
    新时代的佛教人才,最重要的是应具有一种“大宗教、大文化情怀”。这样的人才不应将自身仅仅定位于佛教界内部,乃至拘泥于一宗一派、一地一寺,而是要融会中西、博通古今,既明悉当今世界宗教、文化状况,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具足佛法的正信、正见,拥有开放、广阔、平等的胸怀。这些人才不仅要成为传承大乘佛法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班人,还要成为传播中国佛教和中华文化的使者,并成为世界宗教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国际交流中展示中国宗教和中华文化的时代风采。
    新时代的佛教人才还应具备一种真正悲天悯人、勇敢担当的大乘菩萨精神。需要主动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状况,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深入体察现代人的心理特点和精神需求,以拔苦与乐、舍我其谁的精神投入各种弘法利生事业,让佛教的生命真正能与众生的生命、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将佛陀大慈大悲的精神化为追求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实践动力。
    而目前,中国佛教实际的人才数量和水平,都远远无法满足社会和时代的召唤。思想观念落后,教育体制不合理,资金缺乏,师资力量薄弱,人才出路狭窄等问题,一直阻碍着新型佛教人才的成长。因此,今年两会期间,我特别提出对培养中青年佛教人才的建议。希望我们国家能够给予佛教教育更多的人力物力资金支持,帮助佛教教育与国民教育接轨,为佛教人才培养深造、出国留学等创造更多更好的平台。
    对佛教界自身而言,佛教的人才培养需要将传统丛林与现代佛学院教育相结合,塑造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型僧团,加大居士信众教育力度,厚植传统文化基础,凝聚、培养多语种外语人才及各种专业人才,加强国际交流,以僧俗配合、循序渐进的模式,不断培养优秀的新时代佛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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