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插队生活回忆

来源:赤子杂志  发布时间:201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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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送我进村
     1973年冬季,我从延安市第二中学高中毕业,在延安川口大队开始了插队生活,公社距离延安县城20多里路。当时天很冷,滴水成冰,刮着大风,父亲用一辆自行车带着我,车上绑着脸盆、行李等各种用具,我就坐在车后座上。父亲当时也已五十多岁了,老寒腿时常犯病,我也不到18岁的年纪。当时路被洪水冲断了,村里临时挖了一条通道,很陡峭,路面上有不少石子,一走一滑,举步维艰,父亲弓着腰在前面推,腿很疼,我就在后面帮着推,好不容易才进了村。

国务院参事 | 忽培元
    到了队部之后,见到了村支书,了解到当时掌权的有两个大户,轮流坐庄,一户叫万字辈,一户叫志字辈。陈志明是当时的支部书记,大概36、7岁,人很忠厚,也很热情。我父亲是延安市水利工作队的队长,帮着村里修过小高抽水利工程,把延河水抽上来灌溉村里的2000多亩旱地,为村里做出了贡献。大家一听说是忽队长的儿子要来插队,都很欢迎,可以说我算是投亲插队。
难忘第一顿饭
    与我同时来的还有一个知青,叫张建春,我们两个人住在一个窑洞里,公社有个粮站,按照知青的待遇,我们领了半袋子高粱面扛回来。张建春会做饭,我就负责担水烧火,他和了半盆子高粱面,蒸了一锅窝头,熬了一点稀饭。
     第一顿饭我印象深刻,没有任何蔬菜,高粱面窝头就着点稀饭将就了。我们这的高粱面不像东北的高粱面,涩得无法下咽,用来喂牲口,牲口都不好好吃,此时磨成面给知青吃,待遇十分艰苦。 吃完饭,我们两个人心情都很沉重。在城里时,虽然粮食紧张,但母亲总会给弄些吃的,来到这里一下子没啥可吃的。没想到,到了晚上,村里的贫下中农来串门,一看到我们吃的饭不好,就跑回家给我们带来了酸菜、鸡蛋还有各种小吃的,我们心里十分感动。一看农民居然都这么好,我心里一下就安定下来了。当天晚上,贫协主席,姓张,就给我们拿来几把工具,有.头、铁锨、拢担。也没多想什么,第二天就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了。

父亲送18岁的忽培元去插队
     当时劳动的地方叫黑豆湾,在延河边上。当地农作物主要是玉米和高粱,荷杆当时都舍不得烧,我们就搞荷杆沤粪。把荷杆用铡草机打碎,把冰打碎后从延河里挑水上来,上面泼一层水,泼一层土,再放一层人粪尿,用些泥巴封起来,地里面一大堆一大堆的。整个冬天,延河上西北风吹得很厉害,我们穿得很单薄得进行劳动,但是却没有感觉到冷。我们从小和农民的孩子一起长大,延安也是小城市,从小就在山上跑,根本不怕苦,对上山下乡根本不畏惧,反而十分热爱农村。我父亲到处修水利,也是水利修到哪里,家就搬到哪里。我从小和农民的孩子玩大的,干活也不害怕。干了一两个月我就脱颖而出,村里男女老少都夸奖:这两个小伙子,一个比一个干活能行!实际上,我们也没有什么劳动观,就是低头干活。在地里风沙中干上一天活,直到筋疲力尽。当时大队把幼儿园旁边的一孔窑洞腾出来给知青住,干活回去把脚拿水烫一下,做饭时上边同时烧着炕。饭好了吃上几碗,再睡到热炕上,现在想起还觉得,我当时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想着和老百姓一起干了一天活,觉得自己没白过。我当时思想很简单,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没有太多想法,也没有想以后怎么办,就觉得老百姓很苦,能一起吃苦就挺幸福,这一点和北京这种大城市的知青还是有些区别的。
     张建春光干活不说话,不苟言笑,不愿意和别人交流。我是爱说爱笑,性格开朗,和村里的青年人打成一片,晚上大家都来找我交流,看我带来的书,窑洞里人流不断,十分热闹。到了春节村子里闹秧歌的时候,我就成了骨干。根据村子里的生产生活创作了不少快板、表演唱词、小歌剧等,一下子就融入到农村生活中了。
担任川口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父亲生平照片
     由于家里孩子多,从小没有娇生惯养,父亲一直在水利工程现场,常年累月不回家,母亲带着四五个孩子又要做针线活,又要做饭,料理家务。我是家中老二,就像野孩子一样,很独立。 
    离开家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从此以后能吃饱饭了,以前在篮球场上运动时经常饿得眼冒金星;到农村以后,老百姓经常拿来小米和其他粮食,很快我的生活就过得很好了。我的身体也好起来了,原来虽然也经常运动,但是很瘦,后来逐渐强壮起来了。虽然离家只有二十多里路,但我和我父亲基本不回家,天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春节前就一直闹秧歌。记得团支部书记叫郭宝明,对我特别器重,我也很快就入了团,成为青年活动的骨干。
村里有300多户,1000多口子人,是个大村子。一个直属大队分为几个生产单位,我就在青年骨干团里,无论是青年政治夜校组织大家学习,还是闹秧歌,我都很突出,很快就融入了农村的生活。之前说过,村里由两大家族轮流把持,矛盾很突出,你上台他就反对,闹得乌烟瘴气,后来就整顿领导班子,把两家都搞下去了。由于我表现很突出,公社的团委把我树成典型,村子里对我也是异口同声的赞扬,认为我是个德才兼备的青年,干活劳动不偷懒,闹秧歌搞活动都很积极手的状态。
    每年冬季,在春耕农活大忙之前都要整党学习,经过研究,1975年村里一致推举我入党,担任了支部大队书记。中间还在公社当过一段团委书记,到公社蹲点包队、驻队,领导不固定,我固定在队里几个月,参与搞路线教育,评价也很好。1975年初,我担任了川口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这是公社几十个大队中最重要的大队,我成为了当时的知青榜样,全地区评选先进知青,我也是榜上有名。这是一个阶段,由此我在当地打开了局面。
修山种树搞绿化
     担任大队书记,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大队给我配了4个副书记,包括原来的陈万、陈志家等前任书记,都是成年人,我当时才19周岁,压力也很大。革委会主任叫白凤喜,45、6岁,当干部多年,虽然文化不高,人品还是很不错的。我当时想考虑,这个村条件很好,但是生产率、人均收入都不高。一个是搞好团结,按照公社要求,必须把全村人团结起来,两个大户斗来斗去影响村里发展;二是发挥土地优势,村里有2000亩水浇地,要充分利用起来。
     延安军分区蹲点驻村,每次派一个副参谋长做驻队的组长,我和组长配合得很好,提出要把土地的耕种水平提高一下,实际上当时搞得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把2000多亩土地分成四大块,把村民分成四个作业组,实行包劳力、包土地、包任务、包产量。

70年代采访当年的“气死牛”三五九旅劳动英雄郝树才
     从生产管理体制上进行了改革,让大家干活都在一起却不同的分工,这样不容易闹矛盾。改革后,各组任务很明确,干得好的有奖励,完不成任务要处罚。这样一来,粮食产量一下子提高了三分之一还多,每一个劳动力的收入从几毛钱增加到1块四毛八,和一个标准小工的工资一样多,很快引起了轰动。
     同时,我还采取了一项措施,做了一个大致的规划,把山上种的土地全部退出来集中力量种好水田,山上平坦的地方全都种上果树,条件差的地方种上洋槐。现在这片洋槐已经长成茂密的林子,每次我从飞机上看到这块林子,心里都很欣慰。当时为了这块洋槐林,斗争很激烈。支部会上研究讨论时,有人认为山上没有水、很干旱,根本种不成树,多年来只有一些老头树。我认为把山上搞成鱼鳞坑,就能把雨水保持下来,种树就能成活。我父亲是搞水利的,经常和我讲陕北干旱,搞成鱼鳞坑对农作物的生长和生态的恢复都有好处。村里有些人很赞成,包括老书记陈万春、陈万喜等人都支持我,只有原来的书记坚决反对,认为我在胡闹。我提出,树种要选取耐旱的品种,要用我们自己当地育出的树苗,这和外面调过来的树苗不一样,容易适应。此外,要先修地后种树,把条带梯田修好再种树。之后下了几天雨,修地就好修了。一天上午雨停了,下午我们就要上山种树。老书记老陈坚决不同意,老百姓不知道该听谁的。我就对他讲,你是副书记,是我的助手,应该听我的,争执了半天,他也没什么道理,我们还是上山了。从那天起,我们把几个山头全部绿化,树全活了,后来每年都去补种一些,村子周围的风景也全都变了,这是我很得意的一件事。
     后面几块缓坡地上种了些苹果树,四五年了,树长得很小,也不结果子。我就去农科所找了个苹果专家来给诊断,专家说苹果树不给上粪,地太薄了。我到杀羊的饲养场,几分钱一个羊肚子买了好几个,每一棵树下埋一个。头一年秋天埋下去,第二年苹果树长得很茂盛,果子也结得很繁,一下子把大家给镇住了。这样带动了几个村都种苹果,每年都丰收,连普通知青都能分到几麻袋苹果。

我与父亲
生活多面手
     我还开展多种经营,成立了几个专业队。一个就是科学种田专业队,专门制种,给延安县供应良种。我们每年都派人到海南岛去育种,延安县用的树种、粮食种全都是我们大队的,收入不菲。
     村里有煤矿,我还搞了两个小煤窑,把大家的烧火问题给解决了。还搞了一个北头猪场,改变了家家养猪、臭气熏天的局面,把全村的几百头猪集中在一起养,肥料问题也解决了。猪粪和秸秆肥结合起来,肥效很高,基本不用化肥了。
     我还和延安地区农科所取得联系,把整个村子变成农科所的实验基地,病虫害专家、良种繁育专家、耕作制度改革的专家全在村里驻点,常年给予指导,形成了全县著名的“科学村”。另外,村里制定了村规民愿,把村里的卫生、管理、思想政治工作都抓起来,形成了很有活力的机制。有的村干部基本白天开会不干活;而我基本都是晚上开会,有时研究工作到天亮,吃点东西洗把脸,接着和群众一起下地干活。
     公社、县里对我的工作都很重视,每年开会我都参加。当时县委书记张思杰在大会上点名,“川口的小伙子书记来了没有?上台来坐在我跟前”,对我十分器重。年轻干部在基层是个宝贵的经验,我们的公社书记叫张正秋,是个北京学生,23、4多岁就当了公社书记,起用了好几个年轻的村干部,我就是其中一个,这也是我能成长起来的重要原因。回想起来,插队一共五年时间,从1973年冬季到1977年底考上大学,我才离开村里。

与农民畅谈
与陕北农民亲如一家
     插队在我的人生中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现在的青年没有这种经历,在应该吃苦的时候都在享福,而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可享的福。所以在写作中,不管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的题材,我都首先想到我熟悉的陕北人,我熟悉的黄土地,我熟悉的插队生活,这为我的创作输入了无穷无尽的源泉,养育了我的文学灵感,滋润了我的精神诗意,使我在文学创作中有了自己的一块生活基地。
     多年过去了,我回到村子里老百姓还是围前绕后,这是真正的血肉联系,和亲人一样。每家的情况我都知道,每户我都到访过,每个人我都认识,也有几家请我去吃饭,好几个春节我都在村子里过的,舍不得离开,觉得这就是我的亲人。在我后来的工作中,也是一直和群众保持这种血肉联系,就是这一时期打下的基础,群众的喜怒哀乐和我自己的感情波动完全共振了。
     我都和人民群众有一种割舍不开的天然联系,这我的最大的优势所在。我写作、说话、处理问题、制定政策、判断事物,心里总是有杆秤——老百姓会怎么看、老百姓会怎么想,这是个定盘星。这几十年来,我没有犯过大的错误,没有出过大的败笔,与此有很大关系。就想盖房子一样,插队给我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房子在风雨中不会摇摇晃晃,更不会塌掉。
     感谢插队落户、感谢上山下乡、感谢陕北的农民和农村生活,感谢五年插队生活对我的熏陶、培养和教育,让我在人生的长途上走得坚定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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