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深度报道永远在新闻金字塔的塔尖

来源:赤子杂志  发布时间:2017-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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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身边人都玩“在行”,胡杰也应景注册了一个。他的“行家”信息是资深媒体人,为想成为优秀记者的年轻人答疑解惑。下面约见过的学员一众好评,有学员形容他“nice”,“潇洒”,“性情中人”。
 
    这个“性情中人”是现任新京报首席编辑。最近在媒体同行和广大读者间引起强烈反响的深度报道《江南弃儿》、《魏则西父母:老天爷把最骄傲的东西挖走了》、《内蒙古盲井案》等,便是出自胡杰编辑之手。
 
 

    他在在行上这样描述自己:“从一个热爱新闻,想当记者的门外汉,一步步进入媒体行业”。
 
    1995年以前,这个“门外汉”还是石家庄长安区民政局的一名小职员。那时他非常想当记者,总给《石家庄日报》投稿。1995年2月《燕赵晚报》公开招聘,向胡杰抛来橄榄枝,从此他迈进媒体大门,成为一名职业记者。
 
    一干就是二十年。从燕赵晚报到南方都市报再到新京报,胡杰赶上了所谓深度报道的“黄金时期”,采写了马加爵案、孙大午案、程维高案、任长霞、牛玉儒、……胡杰称那时“做新闻觉不出有难题”。他历任新京报深度报道记者、编辑、北京新闻部主编、中国新闻部主编、社会新闻部主编、传媒研究院总监,随后回到采编一线,成为首席编辑。
 
    2014年的胡杰已在新京报管理岗上待了十年,时任传媒研究院总监;半年后再见他,却一支笔,一袍风,潇洒转身回了编辑岗。很多人对他这步“退棋”表示不解,而胡杰自己,回了他心心念念的采编一线,眉头却舒展了许多。
 
    可能对他来说,“踏踏实实做新闻不要想太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有些事情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就像张志安说的,做一个社会冷静的记录者,理性的观察者,坚韧的守望者”,就够了。
 
用最朴素的文笔写出淡然的生活
三篇获奖稿件操作思路揭秘


 6月份你作为责任编辑的对“盲井村”的报道和对魏则西父母的回访都获得了总编辑奖,据了解,“盲井村”的报道开始就是一个简单的新闻,但新京报连续出了几篇相关的深度报道,报道从一个单纯的社会新闻挖掘出几篇深度报道的,你是怎么在后方指导记者的?
 
    
 
    这种案子本不新鲜,时有所闻,但这样一个村大量村民涉案,交织成多个松散型犯罪团伙的,确属少见。我们除了报道案件本身,更需要了解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原因让这么多村民铤而走险,不惜杀亲人、朋友,当地的社会土壤是什么样的,社会治理如何?政府作为何在?我们更要关注案件背后的社会意义。
 
    这样,记者到云南这个村,探究这些问题的根源,连续推出多篇稿件,在文本,深度等方面胜出外报。我主要是和记者做好沟通,理顺思路,这位记者虽然年轻,但思路清晰,有天赋有灵气,我们合作还是很愉快。
 
另一篇对于魏则西父母的报道,其实当时“魏则西事件”已经不是热点了,像这样报道,怎么找角度?

 
    可以寻找事件第二落点,比如“魏则西事件”之后,我们做了魏则西父母的稿子,这可能是其他媒体想不到的,我们去做就引起了第二次轰动。
 
    另外,从一些在不太被注意的事情中找角度。比如我曾经做过这么个新闻:湖南衡阳有个八旬老人把另一个老人给扎死了,在普通人来看,就是个社会新闻。当时有声音说这么大岁数的老人,没必要判死刑。我觉得从刑法的角度,是否可以从老人超过一定年龄之后可以不用判死刑入手。我专门跑去衡阳,采访了刑法方面的专家。把网友的意见、衡阳当地市民的意见、两个老人身边亲戚朋友的意见、专家的意见,泾渭分明且客观地展现出来。后来咱们国家的刑法确实修改了死刑的上限年龄。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新闻,通过角度的变化切入,成为了一个深度报道的题材。
 
 一个事件,如何判断哪些点值得深挖、保证稿子的“深度”够“深”?
 
    举例子说吧。前一段时间长沙强拆废墟埋人的事件,我会告诉记者,不要仅仅围绕这个村,应该把它放到整个城市拆迁改造这个大背景下来做,如果可以延展出全国值得借鉴的意义,那就更好了。如果只是单纯做一个村子拆迁变化,那就太浅了,深度不够。
 
    再比如江苏宜兴洪水围城的报道。宜兴不像武汉那种大城市,有标志性意义,所以仅围绕县城做就太小了。还应关注到宜兴与太湖的关系。宜兴被淹其实与太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涉及到下游的上海、无锡,太湖流域委员会等多方面关系。沿着这条线,看看宜兴为了防洪做出的牺牲、问题的症结在哪,未来是否有解决的可能。这么操作,比单独做宜兴被洪水围城意义大得多。
 
7月的唐山大地震40周年系列报道,你作为编辑之一,也获得了总编辑奖。唐山大地震40周年的这样的策划报道,很容易做得形式大于内容,你责编的几篇稿子都聚焦到了唐山伤员的普通生活,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材?
 
唐山地震,已经四十年,也被报道了四十年,不乏佳作,二十年前地震二十周年时,我曾作为记者去报道。和唐山也是有缘。
 
说到稿件,写小人物,写幸存者们的生活,这个是当初策划时就定下来的,这个角度适合都市类媒体操作,记者好入手,也容易出彩。事实上,这个策划也是颇下功夫,深度部门的领导亲自去唐山帮助筛选线索,帮记者牵线搭桥。
       
记者在手记里提到,在唐山采访时发现对方可能生活非常平淡,但你在与记者沟通时强调:写,把他们生活写真实了。为什么这么说?
 
   对方生活平淡,这是事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观察他们的生活,从他们平淡的生活中发现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他们勇敢活下去的勇气,对生活百折不挠的信念,相濡以沫的日常。他们的生活虽然普通,但那是一种淡然的精彩。我们就把这种淡然写岀来,用最朴素的文笔写岀来,就会产生打动人心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也是大灾后中国人的生活。
 
“挨打的记者不是好记者”
20年新闻业务经验谈

你曾写文章提到,记者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和敏锐的新闻嗅觉”,这些是怎么来的?
 
    这应该是长期实践后养成的。每次出去采访我都会想到各种难点,会预设如果采访不顺利,会有什么预案。如果我现在出去采访,心里还是会惴惴不安、很焦虑,担心采不到东西。
 
    2004年3月马加爵那个采访,我印象很深。马加爵案的新闻发布会是12点左右,但当天最早的飞机也只能先到海口,从海口再到三亚再到发布会现场,怎么也赶不上了。当时我已经想到最坏的结果,就是去找参加过发布会的人请教一遍。
 
 
   下飞机之后,看到了央视的记者,CCTV的标志很显眼。我意识到他们肯定也是去参加马加爵的发布会,因为那时海南没有别的大事。作为一个记者,如果这个时候不上去寒暄,那这个记者也太不够格了。一问,果然。这时海南公安厅接央视记者的人来了,我就问可否搭个车,对方说只要有座我就能蹭。很幸运当时真空了一个座。更幸运的是,警方发布会是一直等到我们到了才开的,他们在等央视的人。
 
你还说过,“挨打的记者不是好记者”,这话怎么讲?
 
    作为一个记者,起冲突的可能性基本都是在突破的时候,这就涉及到突破的方式方法。
 
    我当记者期间,从没有挨过打。甚至推搡也没有。当记者要有眼色。有些采访情况,你可以和他说,我是记者,如果你不接受,那在稿件中我会注明你拒绝接受采访,我来采访也是给你发声的机会,很多时候人家就接受采访了。而另一些情况,能智取就智取,要讲究方式方法。
 
    举个例子,我之前采访洛阳大火,坐农民的电动摩托车从田梗上绕开封锁线,进到殡仪馆前,和另一位山东的女记者扮成受害者家属,扮成一对夫妻进入殡仪馆。这么做,记者还会挨打吗?
 
    2003年我采访孙大午开庭。那时候去了很多媒体,但都不让进。我看到河北省高院政治部领导很面熟,就对他说:“我是《燕赵晚报》的老记者,原来老参加您的会,您就让我进去吧。”其实当时我已经在《新京报》了。他看了我一眼,就对工作人员说,让那个《燕赵晚报》的进,我就进到法院了。
 
    这种情况不是记者逞英雄的时候。有时候记者硬闯警戒线,还喊“我们有权采访”,人家警察什么横的没见过?利用技巧就可以解决,为什么要耍横?
 
你曾被选派参加中宣部采访团,采访任长霞和牛玉儒典型事迹。习惯了做调查,接到正面宣传任务时,怎么做?
 
    正面宣传采访比做调查难多了,因为二十几家媒体同场竞技。
 
    首先集体采访要跟着,基本的事情得了解,剩下的就要靠记者找自己的角度。我在任何时候采访,都有个原则,就是“做自己的”。做别人不做的,要挖掘更深层次的新闻,在这样同题竞争的稿子中才能跳脱出来。
 
    比如,任长霞有个干女儿,所有的记者都去采了她;而我觉得没兴趣,其他记者都做,我还掺和什么?但任长霞还有个干儿子,谁都不知道。我是通过登封公安局安排的一个采访联系人,聊天得知任长霞还有个干儿子。我说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后来采访到了,也是独家。
 
             
 
    还有就是任长霞的老公,很多记者忽视了对他的采访,我专门去郑州任长霞的家,和他聊了两个小时。采访时,几乎是每几分钟就要跑一趟洗手间,把眼泪洗掉。这样采出来的稿子,能不真实深入?必须打动自己才能写出好的新闻作品。
 
 “好的深度报道永远在新闻金字塔的塔尖”
20年,有些变了,有些没变
 

移动互联时代,快餐化阅读似乎成了主流,深度报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现在很多动态新闻,满足不了读者深层次的知情权。比如《追凶十七年》那篇稿子,也可以发个消息,但力度就比深度报道差多了。
 
 
 
   碎片化信息无法提供细节,但是深度报道可以。像赵涵漠写的《永不抵达的列车》,杨继斌的《冷静之死》等等,这些东西不靠深度报道体现,一个消息、一个突发、一个动态是展现不出来的。真正拿得出手的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还是在新闻金字塔的塔尖。
互联网并没有改变读者和公众对于信息本质的需求,好的报道人们还是有阅读的欲望,还是有市场的。
 
深度报道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是否没有以前有力了?
 
    和以前比,深度报道现在真的算不上是黄金时期。有整体大环境的原因,现在一个事件从出现到发酵非常快,例如雷洋事件等,深度报道操作的空间似乎变窄了。之前一个深度报道出来可能会打掉一批人或者改变一个制度,像孙志刚案、嘉禾拆迁、定州血案等,相比之下,现在这样影响力的稿子少了。但深度报道推动社会进步有多种题材和方式,并且和微博、微信、自媒体、即时新闻等形成互补。
 
    对记者来说,踏踏实实做新闻不要想太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不好的事情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就像张志安说的,做一个社会冷静的记录者、理性的观察者、坚韧的守望者,就够了。非要赋予深度报道太多功能的话没有必要。
 
深度报道“黄金时期”,调查记者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2003年南都的深度报道部成立之后,我们先做的就是SARS的报道,很快又推出了“孙志刚案”、我又跑到河北做了“孙大午”案。那段时间有点爆棚的感觉,大家兴致都很高,积极性很强,记者们都抢着去做新闻,一个人一个月做三到四篇大稿子、深度报道,现在来看都不可能完成。那时感觉在广州租的房子都成了摆设,一个月有二十几天在外面飘着采访,有时候刚回来两三天,有了新线索立刻就又出发了。当时稿件都会出现“积压”,有时记者会和编辑说,是不是该发我那篇稿子了。当时大家内部也有竞争,都想写出影响力更大的稿件。
 
    新京报创刊后的一段时间,深度报道延续了这样的态势。
 
   我在新京报第一篇深度报道是2003年11月17日的《名医麻醉剂杀妻案探因》(新京报创刊于2003年11月11日,编者注)。我们那时出去采访,基本都要采好几件事,用一个不太好听的词叫“贼不走空”,或者说“摔倒了也得抓把泥”,反正只要出差了,就不能空着手回来。当时采完这个,又去上海采访了一个博士后状告公安局的新闻。(《没带身份证被警方留置11小时上海一博士后状告警署》,刊发于2003年11月22日,编者注)
 
      
 
 
当前国内舆论环境对深度报道的有利、不利条件是什么?您觉得当前深度报道艰难吗?这样的环境如何自处?
 
    在新媒体冲击与经营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取消深度调查类部门,深度调查记者纷纷转行。外因,舆论管理控制加强,深度调查类报道成为被管控重灾区,稍有不慎即被整肃。这些都是不利因素。现在深度报道的处境谈不上艰难,但绝不能说乐观,这样的环境下,我觉得还是象以前一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牢牢守住新闻的底线,练兵自强。
 
新传播环境对记者的要求有哪些变与不变?
 
    不变的是,记者不管在哪去现场调查清楚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不能因为现在新媒体兴起,网上有人说什么拿来就用。为什么现在反转的新闻那么多?就是因为现在网上的东西并不可全信,而记者偏听偏信地写,写完一看,反了。网上信息参差不齐,要求记者的鉴别能力提高。
 
    现在一个记者到了新闻现场,可能先要做快讯、即时新闻,可能还要搞视频直播。完了之后还要作一篇深度报道,在不同文本之间进行转换、甚至在不同角色之间转换,一会儿是视频主持、一会儿是社会记者,一会儿是深度记者。这要求记者本身素质要很高,什么都能干。找选题能力要提高,突破能力要提高,技术方面也要提高,视频也要会,这些都是新的要求。
 
如何看待当下网络上横行的“标题党”?
 
   说受众喜欢什么就去迎合什么,尤其作为严肃媒体。这些东西常态化之后,可能会短期内吸引很多粉丝,但长期这么做公信力就完了。
 
尽管外界唱衰声音不断,新京报在深度报道方面持续发力,也出了不少优秀深度稿件。你作为首席编辑,感觉新京报在深度报道方面,哪些条件是有利的?你如何评价新京报的深度报道?你认为当前我们的深度报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新京报是现在传统媒体中,少数几个仍在坚持严肃报道,深度报道的媒体之一,也可以说是中国新闻界的范例。有利的条件,是报社对深度报道的重视程度没有变,对深度报道的作用和定位有着清晰的认识。还有就是传承下来的报道理念、规范没有变,就是基因没有变,不管深度报道的采编人员如何更新换代,新京报的深度还是会传承下去。
 
   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换代后的记者们太年轻了,太需要实战的检验和历练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一两年。这批记者成长起来,深度报道就会迎来厚积薄发的时候。
 
 
“新闻既是理想,也是饭碗”
新闻老兵重回一线


 
您95年投身新闻业,简单回顾一下您的新闻从业经历。
 
   95年2月,我以第一批招聘记者的身份进了《燕赵晚报》,当时跑政法、警法口。99年左右去了新组建的国内新闻部,那段时间采访很多全国大事,比如洛阳大火、重庆公审张君、厦门远华走私案等等。
    2002年初,《南方都市报》招人,我没“吹过南风”,想去试试。结果刚面试完一天,对方就打电话过来问我去不去。最后我决定去,去看看南方那些新闻牛人是什么样子。去了之后先是做焦点记者,后来加入了深度报道部。
    2003年下半年传来了消息——要创办《新京报》,我决定去北京。我9月30号正式入职《新京报》。最开始我就在深度报道(当时叫做中国新闻部),还是做记者,直到2004年的5月底。后来历任编辑、北京新闻部主编、中国新闻部主编、社会新闻部主编、传媒研究院总监,现任深度报道部首席编辑。
 
做记者和编辑,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我比较自信的地方在于对文字的逻辑结构和语感。做编辑时,拿到记者的稿件,有晦涩不清晰的地方,我可以把它弄得比较清晰明了。另外,稿件的起承转合、导语、结尾等,将最精彩的部分提炼出来,我也能做到。
 
   比起做记者,编辑的职业成就感没有那么强。给别人做嫁衣和你自己冲锋陷阵感觉不一样。有时候会替记者着急,但又使不上劲。
 
在新京报管理岗位上做了10年,为什么转回采编一线?
 
   个人感觉,我更适合做业务。做记者时,觉得最后那段时间,真的是厚积薄发了,采访很多时候都迎刃而解,写稿子时很流畅,从不觉得有什么难题。结果在当记者的最黄金的时候转型了,当了副主编、主编,虽然这些位置也很重要,对报社来说贡献更大,但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最怀念当记者的日子。人生不能反复,趁着还能干,我还是希望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算是不忘初心吧。
 
重回到一线什么感受?
 
    很多都需要重新适应,但新闻的基本规律不会变,客观、真实、准确这些要求永远不会变。现在90后记者很多,我要学会和他们沟通。有时候编出一些很好的稿子来,还是会很高兴,看到年轻记者的成长,还是很欣慰。
 
怎么看待其他媒体人的离开或是坚守?
 
   还是个人诉求吧。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新闻理想已经实现了或破灭了,离开或者有新的选择也无可厚非。还有就是喜欢这个职业,那就可以坚持。以前有个同事问过我,说你觉得记者这个职业怎么样?当时我说,首先这个世界有很多弱势群体需要我们帮助,第二,记者也是一项工作,也要挣钱吃饭。我现在还是这个意思,要么把它当一种理想,要么就把他作为一个饭碗。
 
那你是把它当做理想,还是当做饭碗?
 
    既要理想,也要饭碗,缺一不可。

编辑/葛燕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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