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来郑和研究综述

来源:  发布时间:2016-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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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研究专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门。2013年以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及新的考古资料的发掘,学界对郑和研究的热度,不降反升,三年来在各类期刊杂志发表文章两百多篇,著作十余部,这些成果大大拓宽了对郑和研究的宽度与广度。
一、郑和下西洋与“一带一路”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与深化,我国将战略目光更多的投向海洋。近年来许多学者希望通过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为我国未来的海洋战略提供借鉴。
1、对丝路诸国的研究。丝路诸国与中国联系密切,近年来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也不乏有新颖的视角。如马丽蓉从宗教角度出发,认为“郑和符号”对东南亚、中东、非洲伊斯兰信仰的深远影响,并进一步指出其对深化中国与丝路伊斯兰国家构建伙伴关系的重要战略意义。[1]赖进义通过对《郑和航海图》的研究,也从宗教方面阐释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交流的意义。[2]向广宇提出郑和崇拜推动了南海区域文化的认同,强调国家与地区之间交往平等原则的重要性。[3]时平介绍了郑和下西洋前后满剌加建国初期的景象。[4]沈鸣则通过对《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的重新识读,提出郑和船队曾南下印度洋到锡兰山国,这也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和中斯交往的史实。[5]而李红以郑和在泰国形象的演变为例,分析指出郑和曾两次到达暹罗。作为和平之使,郑和入暹罗的故事在华人中代代相传。[6]
2、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启示。王晓鹏认为通过郑和航海活动的历史功绩,我国应进一步宣传“和谐世界”的传统思想。[7]甄蕾连发两文,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奉行和平友邦的原则,[8]驳斥了当前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悖论,以古今事实说明中国崛起是和平崛起。[9]陈达生则指出,中国应与海上丝路各国加强密切的旅游、人文、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合作。[10]
3、对中国海洋战略的启示。赵建中认为应弘扬郑和精神,提高海洋意识,发展思路经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11]赵志刚提出可以通过建造郑和航海博览园,从而进一步弘扬航海文化,增强海洋意识,呼应国家建设海洋强国战略。[12]何立平、沈瑞英进一步指出郑和七下西洋应成为世界现代海权中的一种新思维。[13][14]此外,沈瑞英以郑和筹划布局海外基地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要保障国家海洋权益,就必须建立以国际安全与和平为目的的海外基地。[15]麦康森以郑和下西洋为例,指出我国从历史上就缺乏海洋文化、海洋国土意识与海洋科技意识,同时呼吁中国的海洋意识必须觉醒![16]
二、郑和个人研究
2014年8月,郑和墓园文物保护管理所从南京南郊花神庙村村民手中征集到一块清代光绪甲申十年九月(1884)“咸阳世家”墓志铭。这一新的出土资料的发现也进一步丰富了对郑和的研究。刘义庆先后发文两篇,一是通过对碑文的解读,对确定郑和墓的具体位置和坟寺的相关情况提供了新的线索;[17]二是通过走访郑家村村民及郑氏后裔,对明代家奴制度及郑和家奴特殊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郑和家奴具有看管好御赐的产田和宅地的使命。[18]此外,李天永、普显宏通过对“郑和故里碑”及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晋宁使郑和的出生地,而南华是郑和的第二故乡。[19]葛晓康提出出土文物铜鎏金喇嘛塔铭文为郑和亲笔书写,为确认郑和归葬处提供了有力的证据。[20]
近年来,学者们从文化宗教视角对郑和进行分析的成果较多,其中不乏亮点。邵磊针对郑和出生于穆斯林家庭入宫后改信佛教的共识被质疑的现象,通过郑和印造《大藏经》、单经、《非幻庵香火圣像记》等材料入手,指出郑和信仰佛教是无可争辩的。[21]郑宽涛通过研究《发心愿》泥金写经等大量资料,认为郑和的信仰具有一定的复杂性。[22]郑闰通过郑和称“妈祖”为“岨山小姐”这一特殊现象出发,分析认为郑和所敬仰的妈祖精神即“献身精神”。[23]
此外,对郑和个人的研究,学界除了继承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之外,也不断推陈出新,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付梅以郑和为父立墓志的例子出发,认为其中或隐或现地体现了正着有传世的自觉与“永示万世”的观念。[24]唐宏杰、陈惠娥通过对“三宝”称谓的研究,阐述了郑和下西洋的任务之一是采办营建北京皇城的一切所需。[25]徐恭生从郑徐联姻出发,指出云南昆明一些回民曾随郑和下西洋到泉州繁衍生息,促进了回族与汉族的友好关系,其后裔也继承了郑和打击海盗的优良传统。[26]陈平平根据相关史料否定了“郑和1433年死于古里国”说,认为当时系副使洪保充正使前往。[27]马保全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郑和六世祖《咸阳族谱》的考证,认为其外文部分成书于元太祖十五年到明初,是一件伊斯兰教记事的文献。[28]
三、郑和下西洋研究
    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已百年有余,在这期间经过一辈辈学者的积累、沉淀,其研究范围、广度、深度都已达到很高的层次,不仅各类相关专著、文章不胜枚举,相关综述也层出不穷。近年来随着史学的发展,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
1、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性质。近年来结合考古资料进行研究的成果不断出现,如王冠宇、吴震霖便从瓷器考古出发,认为郑和下西洋并不以经济为主要目的,而更着重于拓展外交领域,因此劳民伤财,于国家带来的利益也有限。[29]而程厚鑫同样以瓷器等考古资料为例,指出郑和船队携带大量瓷器用于赏赐和对外贸易,影响了当地人民的饮食方式、葬俗及制瓷技艺的发展,而带回来的珍贵青花料——“苏麻离青”,也使永宣青花别具一格。[30]此外,探讨“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杨永康与张佳玮指出“郡县安南”为明朝控制中南半岛奠定了基础,加速推进了西洋朝贡体系的建立,也使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展,而宣宗“弃置交趾”恰恰是西洋朝贡体系濒于崩溃的前兆。[31][32]魏晶晶则以郑和下西洋无以为继的事实进一步阐释了“厚往薄来”的贸易方针对明朝财政的破坏。[33]
2、郑和下西洋的影响。赖晨从繁荣经济、加强闽台关系、促进闽侨下西洋等方面,阐述了郑和船队对福州的影响。[34]而舒莱曼则介绍了郑和下西洋对印度尼西亚的贡献。[35]邹吕辉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论述了郑和下西洋的作用,主要包括拓展了历史疆域,诠释了“海权”的重要意义,弘扬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国家观”及与之有关的世界秩序等。[36]郑海麟认为以郑和下西洋为核心的明初对外政策的成功有三个特点,即以“王道”、“公平”为核心的统治秩序;输出文明而不占有他国领土;强盛国力和军事实力做保障。[37]周璐铭提出郑和七下西洋是古代海洋文化的巅峰,并对同时期中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交流做出进一步剖析。[38]梁克敏则从世界史观的角度指出郑和七下西洋揭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极大地推动了早期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39]
3、郑和下西洋与宗教。马经认为郑和西洋使团在传播宗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影响深远,并揭示出郑和下西洋与其多元和谐宗教文化的关系。[40]葛晓康从郑和航海与道教之间的的紧密联系出发,认为信奉道教更是此时航海人员的精神支柱,从而进一步指出搞清楚地宫出土文物上有关道家的历史信息,对确认郑和德塔起决定性的作用。[41]
4、郑和下西洋航线研究。近年来对郑和下西洋时间、地点的关注开始增加。周运中通过对《郑和航海图》等相关史料的研究,为我们详细勾勒了郑和下西洋在不同地区的航线,并对郑和下西洋相关地名进行了详细考证,发现了很多新史料。[42]刘锡涛经过分析认为,由于季风的缘故,郑和应在下半年出发并于上半年返回,而福州长乐五虎门(太平港)应是作为远洋航行的基地。[43]而甄远认为郑和出发地应是在长江口。[44]万明认为当时明朝人认识的西洋具体所指的是“那没黎洋”——即今天的印度洋,进而指出郑和七下西洋即七下印度洋。[45]而刘幸则另辟蹊径,认为郑和下西洋前一年曾出使日本并签订了明日《勘合贸易条约》,此后日本的室町幕府被纳入到明朝的朝贡体系之内,并对明朝的海外政策意义重大。[46]
5、郑和宝船研究。近年来对郑和所乘宝船的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成果丰富。郭建红用生动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人类造船的发展历史,让我们了解到古代中国的航海热、航海装备及航海家。[47]曹凛先后发文七篇,详细介绍了郑和每次下西洋时的船质检查与管理工作,从而确保了每次下西洋任务的顺利完成。[48][49][50][51][52][53][54]胡正宁、范金民通过对出土资料《寿藏铭》的分析认为,郑和副使洪保乘坐的船为五千料船,并否定了英国加文·孟席斯所谓郑和船队发现美洲的虚妄之说。[55]郑宽涛则以明代四部船政专著与南京五大官办船厂为例,详细介绍了明代南京官办造船业的史迹发展历程。[56]
6、郑和随从人员研究。陈亚昌以沙上人地位变化为例,认为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失利以及由此导致沙上人抗议而“失宠”,并因此促成了郑和分别在刘家港和长乐港建立下西洋基地。[57]邵磊、朱巍则通过与郑和密切相关的武官——王英与陈衡的墓志,揭示出下西洋官兵对航程遥远、险象环生的畏惧心态以及下西洋使团成员普遍存在挈私谋利的现象,同时也为郑和下西洋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58]此外,郑闰为我们介绍了郑和下西洋船队的组织规则与管理机制。[59]李映发对郑和下西洋档案被刘大夏销毁提出质疑,认为当时刘大夏藏匿的应是永乐年间征讨安南的档案,并非郑和档案。[60]
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界对郑和研究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视角新。在充分运用史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同时,又注意跨学科间不同理论的互动与补充。如许多学者着重从文化与宗教角度对郑和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涌现出了诸如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等多维视角。2、资料新。近年来新资料尤其是考古资料的发现,进一步加快了对郑和相关研究的进程,如南京郑家村《咸阳世家》墓志铭、王英与陈衡墓志的发现,以及对《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的重新识读,这也表明考古发现与史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成为下一阶段郑和研究的重要线索。3、研究平台众多。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提出,有关郑和研究的学术考察会议也随之开展,如第三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2014)、江苏省郑和研究会“一带一路与江苏”学术研讨会(2015)以及江苏省郑和研究会袁卫国一行考察云南郑和故里(2015)等。众多会议的开展及与会论文集的出版成书,《郑和研究》专门杂志的刊行,进一步提升了郑和相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使其不落窠臼,紧密与现实社会相结合。
近年来的成果为下一阶段郑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不足与未来的研究方向。首先,在突出对郑和个人研究的同时,不能忽略对其随身人员的研究。如王景弘、费信、马欢、哈三等专业的指挥、翻译、技术人员在庞大的航海外交活动中,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郑和身边重要人员的分析,也能从客观上推动对郑和下西洋的深入研究。其次,如前所述,在充分解读已有史料并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的同时,也应关注近年来的新资料尤其是考古资料的发掘,与时俱进,扩大史料的来源范围。最后,在“一带一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决策推行的今天,我们既要抱有“经世致用”的态度,通过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为我国的海洋政策提供历史借鉴,同时也要谨记史学研究的初衷,不与现实政治牵强附会,做到从当时的社会语境出发,还原真实的历史史实。这也是我们于古于今能做到的对史学发展的最大贡献。
 
注释:
①笔者以梁启超于1905年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郑和传》为20世纪以来郑和研究的肇始,距今已百余年。
②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论著,主要有吕承朔:《震惊世界的壮举:郑和七下西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美)马克·尼克莱,劳丽·邦纳·尼克莱斯著,王胜炜译:《郑和发现美洲之新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相关研究综述,详见时平:《论百年郑和研究的发展》;彭勇、蔡亚龙:《2012-2013年郑和研究综述》,《郑和研究》,2014年第1期;陆芸:《近30年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评述》,《丝绸之路》,2013年第2期等。
③近年来郑和研究会议的论文集主要有孙治国主编:《丝绸之路系列活动丛书·郑和论坛文集:国家战略》,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年;时平:《海峡两岸郑和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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