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5-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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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文|郑海港

    我的父亲郑福庄,河北省武邑县二区郑庄人。
    我的母亲李桂芬,河北省武邑县后孝兴村人。
    两家相隔9里。
    1939年农历六月十六那天,一顶花轿把15岁的母亲抬进了郑家。参加八路军没多久的父亲,为了安抚家里的老人,急匆匆地从部队赶回来,在亲朋的主持下与母亲拜堂成亲。由于部队转移,父亲还没入洞房就走了。这一走,就是10年杳无音信。
    自从父亲走后,母亲肩负起照顾这个家的重任。母亲的坚韧与善良,让家里人感到了无限的温暖。那时,在村里能清楚地看到不远处炮楼里日本鬼子晃动的身影,家里的日子过得总是有些提心吊胆。
    为支持父亲的工作,母亲在村支部的带领下,加入革命工作。白天,她一边操持家务、照看地里的庄稼,一边组织村里的姐妹识字读书;夜晚,她就在灰暗的油灯下纺线、织布、做军鞋。为了防止鬼子偷袭和掩护八路军交通员的安全,村里组织挖地道、修交通壕,这时候母亲总是干在最前头。曾有人劝母亲说:“他这么久没消息,八成早死了,再找个人家走了吧!”母亲说:“不管咋样咱是一个革命军属再难也要挺住,我相信他一定能回来!”
    1941年的一天傍晚,村支书带着化名为李建北、李建民、李建中的三位同志来到家里,并带来了一些印刷设备,说要借住在此。母亲二话没说,卷起铺盖去了别的姐妹家。夜深了,村里突然传来狗叫声,母亲赶紧跑回家,把三位正在工作的同志藏进了地道掩蔽好洞口,然后她躲在暗处观察敌情。原来是鬼子出去扫荡从村边经过。等鬼子走远了,母亲才放心地叫出了三位同志。从那以后,家里就成了八路军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和印刷点,为抗日政府印制出大量的抗战宣传品和文件。同年,母亲被选为村妇救会干部,随同小车队出征,把她带领村里姐妹们做的军衣、军鞋等,保质保量地送到前线。
    后来,爷爷和大爷爷相继离开人世,母亲求人把院门上的门板打了棺材,送老人入土为安。随着日寇扫荡越来越疯狂,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
    在抗战最艰难的1943年,母亲毅然把年仅13岁的小叔叔送到了抗战前线,回来后开始了她新的抗战工作。鉴于母亲表现优异,组织推选她为武邑县抗日政府二区人民代表,参加了后备力量基层骨干训练班。在训练班上我妈妈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更加坚定了为民族独立、为百姓求解放的信念,郑重地向党组织提交了申请。1945年8月16日,母亲正式入党。
    1949年2月,村干部送来一封信。母亲打开一看,是父亲从河北霸县寄来的。母亲把信捂在胸前,止不住的泪水潸然而下。10年啦,终于盼到了父亲的消息!10年的心酸、10年的梦想、10年的艰苦、10年的孤独……一齐涌上了心头。乡亲们听说父亲来信了,也为母亲高兴,送来大枣和鸡蛋,让母亲赶集去看看。于是母亲打点行装,凑了点盘缠,第二天就和支前的小车队步行北上,踏上了寻亲路。

   
    在随车队走了100多里路后,母亲乘上了去霸县的汽车。她到父亲的部队的时候,已经快晌午时分。十年之后再见父亲,母亲羞地脸通红。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眼前那个挎着盒子枪、打着绑腿的军人就是她朝思暮想的丈夫。当时父亲也直直地站在那看着母亲,还是部队首长给介绍后,父亲才把母亲接到了他所在的炮连。
    父亲当时是连队的指导员。吃过午饭,连长来了,说:“战士们听说为入洞房的嫂子来了,给收拾了一间洞房。指导员,请嫂子一起去看看吧!”母亲一出门,连队战友们就把母亲围住了,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几个小战士高兴地又蹦又跳,在前面领路。
    部队给父亲准备的洞房收拾得干干净净,门口贴着大红对联。上联:艰难困苦结连理,下联:十年烽火连真情,横批:革命到底。门的中央贴着一个大大的“喜”字,映得满院生辉。哄闹声中,战友们把这对结婚10年的“新人”送入了洞房。夜深了,父母依然毫无倦意,他们讲述着各自的经历。
    父亲随部队转移后,他所在的冀南五分区青年营开始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后来又转战到太行山区。一仗接一仗地打,越打离家越远。1940年,父亲编入了一二九师新九旅二十五团二营,做了一名侦察兵。同年6月,在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前夕,日伪军加紧修筑德石铁路,企图以此切断冀中与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八路军深入发动抗日群众,将小羊至青兰的路基和5条公路彻底破坏。敌人为保护修路、报复抗日军民的破路行动,出动兵力进行“扫荡”。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利用夜色和成熟的庄稼做掩护,悄悄地埋伏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凌晨,100多个鬼子进入了伏击圈,枪声、爆炸声四起。没等敌人反应过来,已经被全歼。这次战斗被一二九师评价为“创造了在平原地区迅速、干净消灭敌人的伏击战范例”,父亲同参战的战友受到八路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通令嘉奖。
    1940年秋,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百团大战,提出“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彻底破坏路基,抓住战机炸毁、拔除鬼子的炮楼据点”。父亲所在的部队为粉碎日寇的“囚笼”阴谋,对德石铁路进行大规模破击。他们扒铁路、炸桥梁、拔据点,战果颇丰,打得日寇晕头转向。
    在这种情形下,如同困兽的日寇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大规模的“铁壁合围”,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一次攻打敌人据点时,冲在最前面的副连长和排长都牺牲了,后面又有鬼子包围上来,情况万分危急。见状,父亲挺身而出,将战友收拢在一个土坎下,仔细观察战场势态等待时机。借敌人机枪换子弹的瞬间,父亲指挥战友一个猛冲杀出了重围,还带回了一杆三八枪。这次战斗后父亲被任命为副班长,记功一次。1942年6月父亲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父亲战斗经验的丰富,1942年冬他被调到冀南新四旅十团增强力量。他们化整为零,在李董务、审坡、寺院等村庄打游击,袭扰抵抗日寇。同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适应新形势需求,组织将父亲抽调到一二九师师部学习班进行学习提高。后来,被组织选派到陕甘宁联防军新四旅二十五团三营十连任排长,肩负着保卫延安的任务。西安事变后的一天中午,父亲接到去机场警戒的任务。当一架飞机平稳落地后,毛主席从舷梯上走下。终于见到了期盼已久的毛主席,父亲抑制着激动的心情,把手里的钢枪握得更紧。毕业后,父亲前往冀东军区12旅和9纵队16师炮连任指导员。在困难时期,为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父亲带领战友们一面深入开展整风运动,一面积极组织大生产、大练兵,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经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大练兵的洗礼,父亲军政素质都有所提高,被组织派到了冀东军区(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十二旅十七团一营四连任支部书记,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直到解放了锦州和天津后,部队在霸县休整才得以写信和家里联系。一场场的战斗,一次次的出生入死,父亲说得有声有色,母亲听得惊心动魄。
    在听闻母亲讲述她在村里参加革命工作、并已经入党后,父亲既激动又佩服。他握住母亲的手说:“多亏了你,我才有个家,你还入了党。真是只有共产党,才有咱今天,咱可得好好干呀!”
    母亲生性勤快在部队的16天,整天闲不住,不是帮炊事班做饭,就是给战友们缝补、洗涮衣服。战友们激动地说:“嫂子,等解放了,活儿都我们干,你那就好好享享清福。”
    转眼间部队要南下,分别的那天连队文书不知从哪儿找来了照相先生,在战友们的簇拥下父亲和母亲坐在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结婚照。
    现在家里客厅的墙上,还端正地挂着那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威武的军人和一位朴素的乡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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